上海小女孩遇难

2015年1月6日 对逝者的关注往往是灾难报道中一种常见的新闻操作手法。然而，在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发生后，关于媒体是否应该具名报道一位复旦学子的逝世，受到部分复旦学生的质疑和指责，由此引发的争论还在持续。个人隐私、新闻价值、新闻伦理成为踩踏事件后社会的又一个关注点。在灾难报道中如何讲述遇难者的故事的讨论又一次被放到了桌面上。

复旦学生与媒体人论战

事件缘起《新京报》与《南方周末》1月1日各自发表的一篇关于遇难者的人物报道。《新京报》以“复旦20岁‘才女’外滩踩踏事故中遇难”为标题，引用个人社交平台上的信息以及采访相关同学，对这位逝者的情况进行了报道，包括姓名、年龄、专业、生平喜好等，字里行间传递出一种惋惜之情。而《南方周末》则以“遇难者XXX”为题，力图还原外滩踩踏事故发生的现场。此后一些网媒转载了新京报的报道，并配以遇难者的真实头像。

当晚，复旦大学官方微博及微信平台先后发文呼吁媒体尊重、保护这位逝者，不要再挖掘她的隐私，不要再刊登她的照片，让逝者安宁。1月2日，一篇注明来源为“复旦易班”微信公共号的帖子《【呼吁】少点伤痛，多点尊重》引发关注，并通过微信朋友圈大量转发。帖文认为：“在这一篇报道中，媒体大篇幅的引用了杜同学的私人资料：年龄、生源地、专业、生平喜好，甚至是生前的男友的话语，那么我想问一句，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为了要哀痛一个生命的逝去，还是仅仅为了博得关注度的手段?”紧接着1月3日，微信公共号“微观者说”以授权转发的形式转发了一位广州媒体人对此事件的回击，题为《媒体人就外滩踩踏事件致复旦学生公开信：别太矫情了》。

报道并未突破法律底线

中豪律师集团合伙人、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博士李学辉分析说，媒体公开报道死难者的身份情况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侵权要从几个方面综合判断：首先，要看信息来源是否合法，个人发布于社交网络上的信息原则上已属于发布者以公开的形式放弃了对自己隐私的保护，也就是说报道引用的信息和图片资料都是公开的，已不属于隐私的范畴。其次，要看主观目的是否正当，是否具有主观过错。媒体通过对“一朵鲜花的凋落”反应血淋淋的社会现实，表达对生命逝去的惋惜，目的并无不当。第三，报道手段上也属于常规报道，不存在侮辱、诽谤、捏造、虚构等情形;第四，未产生不良后果，相反观后会让人产生同情和惋惜，让人更加重视生命，增强安全意识。

从以上四个方面综合分析，李学辉认为，媒体的报道并未突破新闻报道的原则和法律的底线，很难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侵权。“当然，鉴于报道的对象是死难者，如果媒体最初能够对照片进行适当的处理，或者不具名，可能效果会更好。”

也就是说，这场论战更多的聚焦在新闻价值、新闻伦理的探讨上。

关注遇难者是惯常报道手段

“灾难报道对逝者的关注在西方也是一种惯常的新闻操作手法和写作方式，像‘991’事件、去年的乌克兰马航坠毁事件，西方媒体也会煽情地、大篇幅地对新闻事件中的遇难者进行报道”，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磊说。

张磊认为，这类报道有一定的价值，“这种聚焦遇难者个体故事的报道一般是诉诸于读者的情感，通过煽情的手法让读者意识到这种悲剧不应发生，让读者在报道中得到安慰，舒缓焦虑的情绪”。虽然此类报道的价值没有探究灾难原因的报道价值大，但这种新闻操作手法很难避免。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唐远清则认为，灾难报道有很多层面，聚焦个别的逝者故事非但无可指摘，而且应该多多益善，“我们往往太过关注宏大叙事，这种关注个体的报道反而太少，每个逝者都值得关注”。

虽然这种报道方式常见，但张磊认为这并不代表这种报道方式没有问题。

“媒体不应该事无巨细地把逝者的生活侧面都拿出来报道，这和灾难的发生是没有关系的，逝者故事的报道是无助于‘灾难原因’这一核心话题的挖掘的。”张磊认为，在报道遇难者时，记者应该“换位思考”，即设身处地的站到新闻当事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采访时要照顾家属的情绪，不能对其造成二次伤害。

张磊表示，除了最起码的人文关怀另外，在新闻报道时，媒体人应该尽量把新闻事件当成公共事件，而不是悲情的新闻故事，要把追问事件发生的原因放到更重要的位置。

慎用社交网络个人信息

在新媒体时代，个人留在网上很多的信息都处于公开和半公开的状态，针对这种情况，张磊说，一是互联网使用者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一点：个人挂在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上信息都极易成为被他人获取的公开信息，二是信息的获取者，包括政府、公司和大众媒体，应该注意互联网伦理，要评估获取信息的手段是否合法、公布信息的方式是否合理、以及是否会对当事人和公众造成不良的影响。

唐远清则认为，媒体采用遇难者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内容不算侵犯遇难者的隐私权。但是，即便为公开内容，也不意味着媒体采用不需要经过发布人的同意。特别是在灾难报道中，新闻当事人已经遇难，如果采用他/她的内容就需要征得其家属的同意。

到底是满足公众知情权还是消费遇难者?在部分复旦学生与部分媒体人之间引发的这场论战中，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四位教授针对此话题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圆桌讨论，新闻报道的公共价值在讨论中被多次提及。

谢静认为，在此事件中，媒体未经授权使用照片和私人信息有些不妥，但难说是大问题，或者并非要害。关键是这样的报道有是否关乎公共价值，是否消费悲情。一方面，公众对媒介不应苛责，另一方面，媒体人也不能避而不谈新闻报道的公共价值。

陆晔则提出，媒体报道的公共价值是判断一则报道优劣的基本要素。这里面也必然涉及到灾难性报道如何讲述遇难者的故事。陆晔谈到，他个人有过三次面对死者的采访经历，最终就是用这个简单判断来处理的，即，如果是我的家人我会高兴吗?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这跟公众知情权有关吗?多半答案都是跟知情权无关，只跟报道的情感力量有关。若遇难者家属愿意接受采访甚至主动向媒体倾诉则另当别论，这时的考量标准以新闻价值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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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无绝人之路

这件事媒体做得不算过分，如果亲属出面要求减少报道也比复旦大学出面合适。大学适当为学生家人提供各种帮助才是正道。

凌墨月轩

有一些照片或资料，就不适宜刊登，不是所有都应该公开刊示。像国外曾有心理学家研究，一些外媒过于生动描述一些暴恐事件，还有一些不适宜配图，实际鼓励了一些潜在犯罪者，对社会而言并不是件好事，所以有理性学者建言，有些资料在刊登时，必须“消毒”，实际一些国家有类似规定。这是所有媒体必须注意的，因为媒体同时还承担社会的责任。

林海

我是认可尊重死者隐私的，死者为大!以己如人，以人知我!我可不想死了以后，让一班无关人士对着我指指点点。

汪汪猫咪

一场悲惨的灾难，就这样被那些活着的道貌岸人的人无情地消费!对那些所谓的媒体人和那些所谓的复旦人，一样的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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